——双星拱璧，化育千年儒风

璧山位于重庆市西部，是重庆主城西进的“第一站”，幅员面积915平方千米，处于川东南弧形构造带，华蓥山复式背斜中的温塘峡背斜与沥鼻峡背斜之间。其地形地貌受地质构造控制，呈现出“两山夹一槽谷”特点，东为温塘峡背斜构成的缙云山脉，西为沥鼻峡背斜构成的云雾山脉，南有坪状高丘构成的登云坪，北有分水岭构成的多座低山。明江朝宗在《新建璧山县记》这样描述璧山“群山怀抱，率然之蟠；诸溪映带，长蛟之伏”，清同治《璧山县志》记载璧山地貌“形如柳叶，环境皆山，外高中平”。三条河流——璧北河（古名虎耳河、高滩河）、璧南河（古名璧水、璧江）、梅江河发源于云雾山脉大路街道、福禄镇境内，璧北河向北流注嘉陵江，璧南河、梅江河向南于江津境内合流后注入长江。
璧山自古交通发达，“璧邑当郡治西北，崇山复岗，实为渝州藩蔽，辅车唇齿，理有固然”“南北两路适当通衢”“四达之冲，三巴之胜”。唐宋以来，成渝、秦巴之间先后形成的三条古驿道——川东小路、川东大路、僻北路，横跨璧山区域，使得璧山“驰道交午”，成为重庆与川西、川北以至陕西的重要交通枢纽。
一个地方独特的地理环境往往极大地影响了该地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自唐代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建县伊始，历代璧山人就在呈“东北—西南”走向的狭长和有限区域内，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开拓的精神，精耕细作，精雕细刻、琢璞成玉，充分利用好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地无旷土，国鲜游民”，将“四壁皆山”打造成为“四山如璧”“田肥美、民饶富”的“巴渝名区”。而独特的区位优势和“驰道交午”的古道交通又打开了璧山的大门，既为璧山注入了新鲜的外来血液，也为璧山人外出创业提供了便利，拓宽了视野，让这座小城时时保持着与外界的信息畅通。
历史上的璧山经过了“两撤三建”的曲折坎坷历程，其境域或有所增减，历代不尽一致：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建县，元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因南宋末年战乱后地广人稀裁撤；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社会经济恢复后复建，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复因明末清初战乱人口减少裁撤；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再度复建。从唐至德二年建县伊始，县名写作“壁山”，取自境内“重壁山”之名，或说取自“四壁皆山”的地理环境。明成化十九年恢复璧山建置，因为境内“山出白石，明润如璧”，始更名为“璧山”，意思就是像玉璧一样的山，并一直沿用到今天。而这个“璧”字，可以说高度概括和充分体现了璧山文化的品质和特色。
“璧”本为玉之一种，玉是天地精华的结晶，具有温润莹泽的色泽和外表、缜密坚韧的心性。儒家更是赋予玉“德”的内涵，古之君子必佩玉，古之君子必亲近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璧山这座城市其名字化“壁”为“璧”的演变过程也可以说是璧山文化逐渐向精致、儒雅方向演化和积淀的一个过程。由唐至今，一千二百六十多年以来，璧玉一样温润的气质业已潜移默化到了璧山人的血脉中，深入到了璧山文化的骨子里。其文化特质一是“璧”的温润莹泽，表现为儒雅气质；一是“璧”的缜密坚韧，表现为金声玉振、坚毅坚贞。两种气质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兼之唐代移民开基，建县伊始即奠定了“开拓、创新、开放、包容”的文化基因，其后历代反复移民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文化特质，使得璧山文化又形成了迥异于“小家璧玉”的“大家气象”——“开放、包容”的文化气质，与“璧”之品质奇特而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凸显出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
一、双星拱璧，化育千年儒风
从唐代建县伊始，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至宋代，璧山经济文化开始繁荣起来。据《元丰九域志》卷八记载，璧山其时已拥有了“三乡”和“双溪、多昆、含谷、王来、依来”五个草市镇，“市”为古代商品交易场所，本由官府设置，民间自发形成的交易场所则称为“草市”，宋代璧山草市由自发兴起进而人口聚居形成“镇”，数量在渝州（今重庆）地区处于领先行列，足可见其经济的兴盛程度。另外，《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闰五月十四日，朝廷特地下诏整顿恭州（今重庆）三县管辖下的十个税场，其中涉及到璧山三个税场——“含谷、多昆、双溪”，可见宋代璧山经济已经在重庆地区处于较为发达的地位。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璧山文化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璧邑国分巴子，教法文翁，岳峙川渟、代生贤哲”。一如他们在农耕上精耕细作，在文化方面璧山人也是精雕细刻，追求极致。一方面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一方面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涵养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风气，温文尔雅、温润如璧的气质。在巴渝文化尚武雄奇的底色上浓墨重彩抹上了那么特殊且异质的一笔靓丽色彩。
宋代是璧山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宋之时人才崛起，其间若冯当可、蒲国宝联登状元，而进士则有蒲震、蒲谦、王大龄辈。谚云‘状元双及第，进士屡登科’，此固地灵则人杰之验也。”（江朝宗《新建璧山县记》）
冯时行（公元1100—1163年），字当可，号缙云，两宋之际著名爱国诗人，被誉为“巴渝第一状元”，也是重庆地区最有影响的历史文化名人。他历任奉节尉、江原县丞、左朝奉议郎等职，后因力主抗金被贬，于重庆缙云山结庐授课，坐废十七年后方重新起用，官至成都府路提刑，逝世于四川雅安。著有《缙云文集》43卷，今存4卷，收入《四库全书》“集部”；《易论》3卷，今散佚，但在《御纂周易折中》一书中有大量征引。
冯时行不仅是诗文名家，而且是从四壁环山中走出去的，心怀天下的政治家，其传世著作篇什闪耀着“修齐治平”的儒家情怀和坚贞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在山河飘零、奸臣当道的两宋之际，不计个人得失，上疏反对议和、力主抗金，因而遭秦桧罢免“坐废十七年”。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金人败盟，冯时行再度奉召赴阙。时间只是改变了他的容颜，不改的是他的胆识和忠心。他一如既往，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不计个人得失安危，犯颜直谏，写下《上皇帝论北虏败盟书》（载于南宋庆元年间刻本《新刊国朝二百家文粹》卷十六），全篇充塞着一股凛然正气，其论述宏阔精微，其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铿锵作响。书中要求高宗下罪己诏，迁都建康，重用良将，除冗节流，亲贤远佞，率先垂范，鼓舞人心。其逆耳忠言之识，冒死直陈之胆，正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例证。璧山人的骨气，千载之下，音容笑貌如在目前。
冯时行也是宋代研究易学的大家，曾跟从北宋易学大家谯定游学，其“时行”之名即取自古代儒家经典《周易·艮·彖传》“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意思是人的行止，应当效法天道的刚健，动静不失其时，则自然呈现光明。他一生不计个人得失而止，却常怀天下安危而行，遇事奋前，慷慨负气，屡踬无少挫。其隐居缙云山讲学著书期间，在《题蔡云叟山居》一诗中写道：“醉卧落霞斜枕手，高吟晚日更昂头。朝廷莫问安边策，人在深山笑五侯。”貌似闲暇，不问安边策，其实是心忧朝廷，牵挂“安边之策”。“是进亦忧，退亦忧”，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冯时行的易学传隆州井研李舜臣。宝佑五年（公元1257年）易学大师阳枋还专程到璧山与杨明夫讨论阴阳消长之理（载于阳枋《字溪集》卷十二），那应该是冯时行易学在璧山的余音绕梁了。其开璧山一代文风，山高水长，珠玉在前，励志后昆。
蒲国宝是宋代重庆继冯时行之后又一名状元，《四川通志》记载“国宝与同邑人冯时行先后鼎名”。他“饱饫六艺，淹贯经史”，生活在南宋末年动荡之时，长期匿居璧山乡下，潜心治学。其墓“在县北蒲坎坝”（今璧城街道蒲元场），蒲元这一地名即是为了纪念他而命名的。由于代远年湮和战乱劫火，蒲国宝的著作大都散佚了，仅存《金堂南山泉铭并序》一文存世。他在文中写道：“一泉小物，隐而弗示。不有奖鉴，孰发其閟。勒铭山阿，以告吾类。”借物言志，含蓄表达出奖掖人才，使其不负韶华、立功立业的儒家济世情怀。
明清时期，为纪念这两位受人爱戴的先贤，民众纷纷为他们修建了祠庙、塑像、石碑、石桥等设施。璧山大东门内曾建有蒲状元碑，小东门内建有冯状元碑，小东门桥也曾叫状元桥，县城内建有二状元坊，金剑山双峰被命名为状元峰。在璧山凉亭关曾刻有一幅对联“太息通经蒲国宝，长怀抗疏冯时行”，简约概括了两位状元的事迹。
冯时行、蒲国宝双星拱璧，激励后学，影响深远。尽管或因朝代更迭导致经济遭到破坏，文化发展暂时中断，但一俟经济恢复，后来者就续接上了他们开启的璧山文脉。“璧虽蕞尔小邑，宋元以来，含章挺生者代有其人”（同治《璧山县志·艺文志》），诚如清代璧山诗人郭正笏所说“山川灵秀应文章，宋有冯蒲明有江。状元乡接学士里，前贤后哲遥相望”，亦如清代璧山诗人连俊《璧山竹枝词》所赞誉“绕郭双江碧浪翻，山围重壁古城垣。科名从古人争羡，尽说冯蒲二状元”，他们丰富着这座小城独特的文化内涵，培养起了璧山人富有家国情怀的儒家文化精神。

再次拨亮璧山文化灿烂辉光的当属“良史之才、清廉楷模”江朝宗。江朝宗(公元1425-1506年)，字东之，号乐轩，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生于巴县新市镇高滩（宋代璧山故地，乾隆二十四年由巴县重新划归璧山县，今属于璧山区八塘镇江兴村），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进士，翰林侍读学士。江朝宗曾参与修撰《大明一统志》和《英庙实录》，凭着深厚的学养、卓越的见识和端方的品行，被朝廷誉为“良史之才”。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江朝宗回乡丁母忧期间，利用为朝廷编纂国家史志积累的知识经验，搜集整理本土文化典籍，编修《重庆郡志》（事见江朝宗《崇因寺记》）。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重庆地区现存的最早地方志著作，对研究明代重庆历史保存了重要的第一手史料。而江朝宗的故乡——璧山八塘高滩，也就成为了重庆地方志的滥觞之地，其潜在的文化价值值得我们今天深入挖掘。
江朝宗不仅是一名能秉笔直书、记事信而有征的优秀史官，而且也是儒家文化熏陶出的一位清廉耿介的道德楷模。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御史牟俸受西厂汪直构陷入狱，江朝宗仗义执言，受其牵连，被贬谪至广东任“市舶司提举”，负责管理对外贸易。广东市舶司设在香山浪白澳（今澳门），条件十分艰苦。江朝宗来此任职之前，当地官场贪腐成风。江朝宗到任后大刀阔斧革除弊习，对贿赂一概拒绝，并告诫手下不准接受任何礼品，违者严处，使风气焕然一新，深受百姓爱戴。他严格恪守儒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信念，不仅拒绝接受洋贿赂，而且自己也不向朝廷官员送礼。在广东任职期间，他甚至没有给皇帝和当朝宰相写过一封私信。致仕返乡，各级官员备礼相赠，都被他婉言谢绝，两袖清风，宠辱不惊。
回乡后，江朝宗深受乡民敬重，多次被推举为重庆府学、巴县县学、璧山县学孔子祭祀大典的“大宾”。其著作除了《重庆郡志》外，另外著有《蜀中人物记》《紫轩集》等。明代进士蒋云汉在《翰林院侍读学士江东之墓表》中称其“文章足以华国，学识足以代言，及恩许归田，杜门不出，有礼义廉耻有维世道，孝悌忠信以风化乡闾，此国之奇英，乡之达尊也，吾乡自缙云冯先哲后一人而已”。

正是由于这些先贤持续不断的影响，涵濡千年，使得璧山“士知力学，浮嚣者稀，历代相沿”（同治《璧山县志·典礼志》），产生了重视耕读传家的代表性家族。璧北大路街道有“晏家福堂”佳话，明代成化丙戌年间晏氏重修种钱山荒废的宋代古刹天竺寺，设馆教学，其子弟晏凯、晏璇、晏震、晏辂皆勤学苦读于此，一门科甲蝉联，蒸蒸日上，晏辂更是由进士而任户部郎中、两浙盐运使，故而寺僧竖碣“此晏氏家福堂也”。晏氏子孙晏子宾出任陕西米脂知县，在其任内，李自成“斗很无赖，数犯法。知县晏子宾捕之，将置诸死，脱去为屠”（《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曾是一个差一点改写了大明国命运的人物。璧南登云里火石坎有刘笃胜、刘宇昌父子双举人，刘宇昌在清代嘉庆二十四年又高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父子所在任内，皆政声显著。此外诸如璧南福禄里清代翰林何增元家族，父亲何增元为政清廉，致仕后先后执教于郫县、岷阳、嘉定、荥经、邛州、成都锦江等书院，以兴学化民为己任；其子何铤任职贵州麻哈州，时逢杨泷喜叛乱，以忠义激励军民守护孤城殉难。璧北胡安铨家族一门书香，胡安铨为光緒十六年庚寅恩科（公元1890）进士，任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其孙胡果刚为我国著名舞蹈理论家，曾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八塘高凌霄家族。高凌霄幼时家贫，放牛时溜到私塾墙根听课，感动教师免费收留他读书，1897年中举，曾授清廷内阁中书、四川省咨议局议员、咨政院议员、四川省议会秘书长，以及四川多地县知事（县长）。在灌县（今都江堰市）县长任上，他是都江堰、青城山公园的开肇者。抗战期间高凌霄弃政从教，在川大、华西大学等校中文系任教，著《四千年文选》等，他“持身廉介，不苟取予，人多敬服”，被誉为成都社会名流“五老七贤”之一。夫人邓文清擅诗词，其六子高祥樟亦是道中高手，其女高洁是新华社高级编辑，其四子高祥松为飞虎队队员，击落日机多架，曾参与芷江受降。兹不一一列举。
概而言之，璧山形成既有巴渝文化共性又独具辨识度的区域文化品质，原因之一即在于地理因素的作用，居民于此形如柳叶的生态槽谷地带精耕细作，延伸至文教方面精雕细刻而致文教发达。自宋代冯蒲二状元之后，儒雅风流代不乏人，春风化雨、深耕细培、长期积淀，涵养着璧山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底，培育出“山环水抱人如璧”的儒雅气质，至明代成华十九年（公元1483年）“壁山”改名“璧山”，化“壁”为“璧”，基本上完成了璧山文化“儒雅”气质的历史性总结。